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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甘本 | 思想的问题成为诗的问题

南大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1-11-06

思想只有承担“诗的遗产”,

才能朝向“散文的理念”。


《散文的理念》是阿甘本的美学专著。通过对诗歌、散文、语言、政治、正义、爱与羞耻等主题的一系列碎片式分析,他进入了哲学与诗歌的区别这一主题。这些碎片式的论述没有形成贯穿全文的一致说法,但逻各斯的限制在此被打破,诗歌与哲学之间的区别不再明显。


阿甘本使用了各种文学手法,包括寓言、格言、谜语、短故事,以及各种我们如今不再使用的“简单形式”,在实践中演示出一种批评方式——它给读者带来的是一种经验、一种觉醒,在这里,思想的问题成为诗的问题

 

阿甘本是意大利当代著名哲学家、思想家。曾于意大利马切拉塔大学、维罗纳大学、威尼斯高等建筑学院及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、欧洲研究生院等多所学院和大学任教。他的研究领域广泛且影响深远,对文学理论、欧陆哲学、政治思想、宗教研究以及文学和艺术的融会贯通,使他成为我们时代最具挑战性的思想家之一。



《散文的理念》
[意]吉奥乔·阿甘本  著
王立秋  译
南京大学出版社 2020年6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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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散文的理念》是阿甘本美学三部曲(《语言与死亡》《诗节》《散文的理念》)之终章。几十个碎片式的分析,寓言、格言、谜语、短故事,以及各种人们如今不再使用的“简单形式”,阿甘本的批评实践就在这些“离题”的作品中展演,而这种离题乃是本雅明式批评必不可少的部分。



羞耻的理念

 

1. 古人既无卑劣感的经验,亦无偶然感的经验(在我们看来,说到底,偶然夺走了人的不幸所有的伟大)。当然,对古人来说,欢乐,像(傲慢)一样可能在任何时刻,颠倒为它的反面,变成最苦的幻灭;但确切来说,就在这个时刻,悲剧,通过它的英雄封锁卑劣的一切可能性的拒绝介入了。在他的命运面前,船难是悲剧的,而绝不是悲惨的;他的不幸和幸福都不会流露出一丝一毫的卑鄙。同样真实的是,在喜剧中,悲剧展示出它荒谬的一面;不过,这个被众神和英雄抛弃的世界也不是一个卑劣的世界,相反,公正地说,这个世界是得体的:“在人真的是人的时候”,米南德的一个角色说,“他是多么地得体啊。”


在古人的世界里,人是在哲学中,而不是在喜剧中,遭遇到那种我们可以不强行引申地拿来和羞耻(那种让斯塔夫罗金的信仰瘫痪,或让我们觉得与神话的乱交,或卡夫卡的宫廷和城堡的神话般的污秽相似的羞耻)比较的感觉最初和唯一的踪迹的。(在古代世界,污秽永远不可能是神话的:百折不挠的赫拉克勒斯清洗了奥革阿斯的牛厩,使自然之力服从于他的意志。不过,我们也永远不可能彻知我们的污秽,它在根源上总有一种神话学的残余。)奇怪的是,它(与羞耻相似的那种感觉)在巴门尼德的一段话中出现了,在那里,年轻的苏格拉底对伊利亚学派哲学家阐述他的理念理论。面对巴门尼德提出的这个问题——“头发、污物、泥巴和其他一切性质最恶劣、最令人不快的东西”的理念存不存在呢?——的时候,苏格拉底坦承,他觉得陷入了一阵眩晕:“我一想到这可以普世地延伸下去就感到痛苦不已。但一旦我心存这个想法,我就会立刻出于对因为堕入愚蠢的深渊而迷失的恐惧而逃避它……”但这只持续了片刻。“那是因为你还年轻,”巴门尼德回答说,“哲学还没有抓住你,我预言,有一天,它会的,那时你就不会再在任何这样的事物面前战栗了。”

 

在这里,重要的是,为思想(哪怕是片刻地)揭示卑劣带来的眩晕的,是一个形而上学的(说到底,是神学的)问题。上帝本身——天外的理念世界,巨匠造物主创造可感世界所依据的模型——呈现出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是如此熟悉的那个令人厌恶的面容,在它面前,异教之人移开了他的目光,并感受到傲慢,这个傲慢以如此伟力标志着古人的虔诚。上帝无需辩护:神是有理的,《理想国》中处女拉赫西斯的神谕就是这么说的。


不过,对现代人来说,神正论是必要的,但类似地,他也必然遭遇最悲惨的那种失败。上帝指控自己,并可以说是在他自己的神学粪便上打滚,单是这个,就给了我们的不安其确定无疑的品质。现在,我们的理性脚下的深渊,不是必然性的深渊,而是恶的偶然性和平庸的深渊。我们不可能因为偶然而负罪或清白:我们只能感到尴尬或羞耻,就像我们在街上踩到香蕉皮那样。我们的上帝是一个面带羞耻的上帝。但就像一切战栗都透露出一种与恶心的对象的隐秘团结那样,羞耻,也是一种人与自己闻所未闻、令人害怕的接近的索引。卑劣感是人在面对自己时最后的谦逊,就像偶然是那个隐藏(独属于人的原因对人的命运造成的越来越大的压力)的面具那样,现在,看起来,人的整个存在都是在偶然的符号下缓缓展开的。

 

2.  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只看到一个有罪的人,在一个变得疏远、遥远的上帝难以理解的权力面前的痛苦的总和,这是一种对卡夫卡作品的糟糕解读。相反,在这里,需要被拯救的,是上帝自己,而对卡夫卡的小说来说,我们可以想象的唯一幸福结局,是克拉姆、伯爵、匿名者,和被不加区分地全部塞进满是灰尘的走廊,或弯腰走在逼人的天花板下的那个由法官、律师和守卫组成的神学群众得到救赎。



卡夫卡的天才之处在于,把上帝放进了柜子——使碗碟间和阁楼成了典范的神学场所。但他的伟大之处——只在罕见的情况下,他的伟大才在他的角色的姿势中闪现——则在于,在某个点上,他决定放弃神正论,并忘记关于罪与无辜、自由与命运的老问题,以达到只把注意力集中在羞耻上的目的。


他面对的是这样一种人——世界范围的中产阶级——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经验,除了他们的羞耻,即人在内心最深处对自我的认识的纯粹的、空的形式。


对这种人来说,唯一一种还可能的无辜将是,在冷漠中感到羞耻。害羞对古人来说并不是一种令人尴尬的感觉;相反,面对羞耻,他就像赫拉克勒斯在赫卡柏赤裸的乳房面前那样,恢复了他的勇敢和虔诚。卡夫卡力图教人使用这个留给他们的唯一一个好东西:不是把自己从羞耻中解放出来,而是解放羞耻本身。这就是约瑟夫·K在他的整个审判期间努力要实现的,而在结尾他执拗地低头看行刑者的刀,是为了拯救他自己的羞耻,而不是他的无辜。“他的意思好像是,”我们在这个死亡的时刻读道,“他的羞耻会比他活得更久。”


只有通过这个任务,只有通过至少为人类拯救其羞耻,卡夫卡才恢复了某种类似于古代的极乐的东西。
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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